傅佩荣的博客

方东美先生常说中国文化是「早熟的」，意思是：与其它古代民族相比之下，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系统完备的思想。譬如，我们在纪元前十二世纪，就有周公制礼作乐，展现高度的人文精神。此一人文精神后来由儒家、道家、墨家等学派继承发展，演变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。

依我所知，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称为「早熟的」哲学家。他在三十八岁时（一九三七年）发表了「中国人生哲学」的公开演讲，内容涵盖了宇宙观、人性论、生命精神、道德观念、艺术理想与政治信仰。将近二十年后，亦即一九五六年，他以英文撰写「中国人生观」。虽然他强调这本英文著作的内容「均经大幅度的修改与增补」，「不只在语言表达上是新的，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」，但是读者不难发现此书的主要篇章与前书相同，而主要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变更。这种情况就像环绕一个同心的圆，核心未改，而外围的涵盖面越来越大，并且逐步撑起了一个立体的架构，最后成为体大思精、周遍含容而一以贯之的系统。

那么，中国先哲的代表是谁？他们的古典人生观有何特色？方先生并列儒家、道家与墨家，视之为三大宗：老子论道，孔子谈元（易经上干元坤元之元），墨子主爱。他们对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：一，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，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。亦即，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，无一刻不发育创造，无一地不流动贯通。二，宇宙是一种冲虚中和的系统，其形质虽属有限，而功用却是无穷。亦即，我们观察宇宙时，发现万物互相感应，彼此全无阻隔，生出无穷的和悦之气。三，宇宙若究其根底，多带有道德性和艺术性，故为价值之领域。亦即，人类在发挥潜能、实现本性时，将在宇宙中找到至善与尽美的根源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应该努力使天国在人间实现，而不必鄙视人间，另立一个超自然的天国。

接着，先哲的人性论有何主张？人类以「心的体用」为主脑，寻求「理与情」的交融互摄。在理方面，要「正心尽性，诚意致知」；在情方面，要「存心养性，达情遂欲」。由此展现了：老子的慈惠，孔子的忠恕，墨子的爱利。深入剖析人性，则有以下五点内容：一，心善论是先哲共信的假定；二，性善论「以性承心，更以心继天，天以生物为心，故纯是善，而性顺从天心，万无恶理。」方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最为可取。三，意与知，是理之昭明灵觉处，「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当作恶看」。四，至于情，则性与情相为表里，孟子「是以性善胜情，情必从之，性既全善，则情亦无不善了。」五，欲恶论则是普遍流行的说法。方先生认为各种人性论之间的冲突矛盾，「都是由方法学的缺点产生出来，毕竟有法可以避免。」他个人的看法则是：「不难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测人心之纯善，更从人心之纯善以论人性之完美。」

于是，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在于：「把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来看」。大人或圣人，则是「与天地合德，与大道周行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。」方先生后期讲学经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诗，「揽彼造化力，持为我神通」，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，做为我精神活动的基础；或者说是，要以个人小我的努力，参赞化育，安顿人间。

因此，道德的极致是推己及人，再及于万物。艺术则是「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」，因为生命总有其可观之处，而人类的创造力也不会终穷。然后，将这一切落实于政治上，则国家成为「一种悠久的道德场合」；于是，先哲的政治信仰「是以德治为最理想，礼治次之，再不得已而思其次，法治尚较术治高明百倍。」

以上所论皆有根据，但是方先生最后忍不住要问：「我们民族原是天才民族，我们的天才埋没到哪里去了？」省思之余，我们不觉得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吗？